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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• 當前所在位置:首頁 - 精神康復治療
      • 重性精神病患者出院難 應反思陳舊治療模式
      •   夢見別人剪頭發律師,公益法律組織——深圳衡平機構負責人,長期關注精神醫學,過度住院、過度治療帶來的社會問題。

          精神衛生服務體系,網絡的建設,在我國精神醫學界已逐漸明確。大型精神?漆t院主要解決疑難及重癥,區縣級精神衛生防治院(所)主要解決精神疾病患者的亞急性發病問題,比如那些診斷明確,但反復發病、功能嚴重的慢性精神障礙患者;在社區,應建立針對穩定期重性精神障礙患者的中途宿舍、康復工廠、康復俱樂部、康復站等機構,讓恢復較好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逐步融入正常的社區生活。

          按照《殘保法》,對精神障礙者啟動司法,給予司法救濟,常必要的;同時司法界為精神障礙者的權益發出聲音,也有助于推動財政資源在建醫院還是建社區康復機構之間,重新合理配置。

          黃雪濤:是,比如上海男子徐為(化名)被兄長送入精神病院十年的個案,不止出院難,還起訴立案難。無(司法)救濟,則精神病患者無。寫在紙上的,就是廢紙一張。

          新京報:這部法律對精神病人的權益受其監護人的情形,似乎沒有具則,該由誰幫精神病人他們的權益?

          黃雪濤:家庭之間的,通常不是無法可依,而是有法不依。比如親人,屬于非法,有刑法可依,無需由精神衛生法。至于社會配套問題,未必全是立法問題,立法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。我認為,對出院人士和其家人提供支持,比懲罰對解決問題可能更有效。

          新京報:我們在采訪中了解到,很多重性精神病人即使被接回家,家里人也將其封閉,甚至鎖在家里也很難服藥。

          黃雪濤:長期封閉治療,給患者帶來的結果不是康復,不是回歸社會,而是長期被隔離后的社會遺棄。這應該引起人們對封閉治療模式的深刻檢討和。這樣的治療后果,誰還敢去看精神科,誰還敢接受精神科服務?

          家屬應向社會說出自己的各種,提出各種需求。而、殘聯、民政以及社會,應對出院人士、家屬,提供各種支持。

          新京報:長期以來,人們更多談論精神病患者一旦出院,可能會給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危害。你認為,精神病患者滯留醫院,也會產生社會危害?

          黃雪濤:被隔離住院的精神障礙者中,被過度隔離、過度治療的不在少數,很多人一旦被診斷,接下來等待他的就是制度性和社會性的雙重歧視。

          另外,這樣也占用和浪費了大量醫療資源,必然也導致資源匱乏,引發另一個極端,該被收治的病人無法收治。

          黃雪濤:立法是引導社會改變的一種推動力,但改變需要社會適應的過程。新法肯定存在很多不足之處,有很大的改進空間。但目前顯示的問題,還不是這部法律的不足,而是過去舊習慣、舊毛病、舊問題的延續,屬于舊債未清。對新法律還沒充分學習和理解,執行新法的配套不足,是新制度的社會適應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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